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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世界看好中国经济“春来早”******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述评：世界看好中国经济“春来早”

　　新华社记者叶书宏

　　2023年新年伊始，道路交通繁忙、商圈人流如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焕发生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将来自中国”……从日渐升腾的烟火气里，国际媒体捕捉到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积极信号。“中国经济前景关系世界繁荣”——人们期待着，中国为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创造新机遇，带来新希望。

　　防疫政策优化激发新预期。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市场持续回暖极大激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全球正面外溢效应的乐观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随着中国优化防疫政策、出台利好经济措施，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均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稳步回升。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疫情暴发之初，中国以高效管控迅速阻断病毒传播链，让民众生活恢复正常，相信在新挑战下，中国政府也能以灵活务实的精神、坚定的决心，“重现生机勃勃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面貌”。《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学者观点说，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将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发展，这对全球经济“极为重要”。美国《巴伦周刊》评论指出，中国优化防疫政策为本国经济增添希望的同时，将有力提升世界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

　　2022年12月31日，游客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游玩拍照。岁末年初，西安大唐不夜城、长安十二时辰等景区游人如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元旦假期出游迎新，与亲朋好友共享节日喜乐。新华社发（邹竞一摄）

　　中国大市场释放新红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意味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将会在中央政策加持、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中为世界释放更多红利。去年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7%，其中三季度增长了3.5%。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外媒给予了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跨国企业高管的评论说，随着中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迎来强劲反弹，“我们很有耐心，将继续在中国投资。我们看到了强劲的增长前景，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更加强劲的消费市场。”

　　2022年12月31日，顾客在天津恒隆广场选购商品。2023年元旦假期第一天，天津线下餐饮、旅游、购物等消费业态回暖迹象显著。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高质量发展孕育新动能。研判经济，要看短期波动之形，更要看长期增长之势。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以“稳”应对短期冲击，以“进”积蓄增长之势，而“进”的动能来自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去年1至10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3.6%，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近30%。多家外媒关注到，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和疫情压力，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航天技术、深海探索等领域成就斐然，高质量发展转型增强了中国经济创新力和增长可持续性，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西班牙《理性报》报道，西中两国科技合作不断推进，为双方企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彭博社则提示投资者不要误判中国——中国专注于通过产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向制造更优质、更有价值的产品转变。

　　2023年1月5日，在合肥市瑶海区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安徽华晶微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在集成电路键合丝生产线上作业。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实施引育并举，不断加大辖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新华社发（解琛摄）

　　高水平开放创造新机遇。海南自贸港扬帆起航，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再创佳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捷报频传……任凭风浪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意志始终不移。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一系列旨在“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部署，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的普遍共识更加清晰。多家境外媒体认为，当前全球跨国投资低迷、经济复苏乏力，一个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的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避风港湾”和业务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大市场“不可替代”。

　　2022年11月7日，第五届进博会乐斯福展台的烘焙师展示为进博会特制的法式面包。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特色物产和美食，令人目不暇接。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回。中国经济虽面临不少挑战，但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日益完备，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前行，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展望新的一年，中国市场潜力将充分激发，中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一个春意盎然的中国必将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利好，注入强大信心。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王俞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