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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璞：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2日电 题：戴璞：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我们仍然相信，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基本盘拥有更强的韧性与独特性。”近日，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在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戴璞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和合作支持政策，将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投资可能性和增长潜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外资企业在全球推进多元化布局，从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外商对华投资的步伐发生变化了吗？
戴璞：自今年年初以来，疫情给中国本土及外资企业保持正常运营带来了一定挑战。同时，在全球供应链承压、美国技术禁令及限制不断加码的背景下，企业未来发展压力不断增加。自2018年起，许多公司已经或正在推进业务模式转型，包括在亚洲多个国家进行区域化布局以保持或提高竞争力，并尽可能增加对一些部件和系统的多元化采购，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型方式并不局限于中国。然而，中国的供应基础在许多领域仍然是无可匹敌的，中国市场的需求在价值与数量方面仍保持着高度吸引力。
虽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与全球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如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已蔓延至全球经济，但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经济仍有巨大市场潜力，长期经济基本盘稳固且具备韧性。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在目前的紧张动荡的全球局势中，尤为值得注意和受欢迎。
此外，中共二十大报告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强调更高质量的增长，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也意味着外商投资领域的转变，鼓励资金着重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我们已经可以在今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中看到这样的趋势。今年前8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927.4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43.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1%。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期内大多数在华外资企业难以承受由退出、缩减甚至冻结对中国市场投资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成本。同时，企业需要通过区域化、供应链多样化等有效措施，以妥善解决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运营风险的忧虑。
中新财经：您之前提到，对于大多数跨国企业来说，中国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市场。就您观察到的情况看，目前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哪些机遇比较感兴趣？
戴璞：未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将围绕着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降碳”两大主题展开。中国愈发重视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过去几年中，跨国公司是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之一，特别是在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数字化等细分领域，跨国公司在全球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未来这些公司将继续服务于中国市场，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供应链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在2021年就已看到中国在自动化领域的投资迅速增加，跨国公司在该领域的经济活动显著增加。这对跨国公司来说仍然是一个战略性机遇，中国政府也通过外商投资目录，鼓励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是中国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它将进一步加快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中国也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生产模式的转型，这也将带来创新的加速，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与需求将更有利于推动边际成本的下降，促进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因此，在低碳发展领域将出现更多的国际合作、投资和共同发展的机会。
中新财经：罗兰贝格对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戴璞：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并形成独特优势。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具有广度与深度。2021年至2022年初，中国经济在疫情中快速恢复，中国市场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额外的增长引擎，众多外资企业实现销售额与利润双双提升。而2022年，全球宏观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对跨国公司来说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
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我们仍然相信，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基本盘拥有更强的韧性与独特性。自去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迅速建立以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为动力，重视创新的新经济引擎，并逐步取代过去主要由低劳动力成本、宽松的环境监管和高资本生产率驱动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价值链表现出了与其他市场日益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商业模式的本土化。从供应链的角度看，脱钩并不那么明显，但中国的创新、设计、品牌、开发和生产等方面，越来越以中国市场为导向。
中新财经：近些年，中国推出了很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您最感兴趣的是哪方面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给外商投资提供了哪些帮助？
戴璞：在2022年上半年，面对多种不利因素，中国推出了大量的政策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今年5月公布的稳经济33项措施，其中包括了多项积极吸引外资、加快重点外商投资项目交付的政策。
我注意到，中国在最新修订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政策加码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建立高端和新兴技术的研发中心。随着支持力度的加大，外资可以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共享全球资源，实现创新本土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和合作支持政策，将不仅有利于中国，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投资可能性和增长潜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中新财经：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三季度以来，美元指数进一步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这是否会影响在华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长期规划？美元升值会对跨国资本的流动产生哪些影响？
戴璞：自去年年中以来，美元相对全球其他货币表现强势，特别是在今年夏天加速升值，这给全球市场带来了许多挑战。
2022年9月底，人民币兑美元出现大幅贬值，引发市场担忧。事实上，今年人民币的表现已经超过了其他一些主要货币，特别是欧元和日元。从IIF(国际金融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除了3月份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时，引发了一定的资金流动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而在之后的几个月内，我们看到资本流入到中国市场。
从出口来看，人民币适度贬值有利于保持出口竞争力，虽然这将提高主要进口商品的价格，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胀压力仍在可控范围内。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外流风险是可控的，这要归功于强劲的贸易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为资本外流和稳定汇率提供了缓冲。
此外，对于在中国的跨国企业来说，货币波动只是影响企业做出投资决策和长期规划的因素之一。对企业而言，做出战略性的长期投资决策需要全面考量和深入分析，进行风险评估。它将围绕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市场波动、经济技术制裁、最新监管动向、战略敏感性、供应链韧性、本地能力等多种维度，并在深入理解目前及未来潜在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风险缓解及管理计划。(完)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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