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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云说法】为入职而“假结婚” “假结婚协议”能否对抗真的登记结婚？******

　　都市情感剧《爱的二八定律》讲述了女主秦施为了满足知名律所入职女律师需已婚的要求，与男主阳华阴差阳错“假结婚”，但是历经种种“真相爱”的故事。“假结婚协议”能否对抗真的登记结婚？“假离婚”和真离婚哪个算数？这些问题不论是在剧中还是剧外都有探讨的必要。一起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假结婚协议”vs真登记结婚

　　秦施为了入职诚与慧律师事务所伪造了自己“已婚”的身份，阳华为了躲避母亲的催婚让秦施假扮自己的未婚妻，二人一拍即合约定了半年的假结婚期限并签署了协议。后来律所在整理档案时要求秦施补齐已婚的材料，二人决定登记结婚，并签署了为期三年的“结婚协议”及婚前财产协议。

　　秦施和阳华签署的为期三年的“假结婚协议”能否对抗二人在民政局的“真登记结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之规定，结婚登记应自愿合法。所谓自愿，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且“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所谓合法，即不存在民法典规定的婚姻无效的情形或者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

　　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武鑫蓉说，只要男女双方自愿领证，且不存在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达到法定婚龄、受胁迫、隐瞒重大疾病等情形，婚姻关系对登记双方均有约束力。不论双方有无感情基础、是否真心建立婚姻家庭关系、登记结婚有何种目的，在法律上都是“真结婚”。因此，秦施和阳华的“假结婚协议”不能对抗二人在民政局的真登记结婚。

　　“剧中，秦施“假结婚”是为了满足律所苛刻的入职条件，而现实生活中，通过“假结婚”想要达到的目的多种多样，如为子女办理户口、取得买房资格、过户购车指标等。看似一纸简单的婚约能撬动巨大的利益杠杆，实则隐藏着更多、更复杂的法律风险。”武鑫蓉说，第一，人身风险。第二，财产风险。第三，继承风险。

　　秦施和阳华“假结婚真相爱”的经历固然浪漫，但现实更多的是“人财两空”的狗血。不论从哪个方面看，“假结婚”这种破坏法律严肃性和婚姻神圣性的“饮鸩止渴”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假离婚协议”VS真离婚

　　除了“假结婚”，“假离婚”这个概念我们也不陌生。虽然本剧中没有演绎，但是其他的热播剧和日常生活中，为了取得购房资格、逃避共同债务或者获取其他利益“假离婚真分手”的例子比比皆是。

　　“假结婚协议”中男女双方为保护个人财产往往进行最清晰的分割，如约定分别财产所有制；而“假离婚协议”中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势必会存在妥协、隐瞒、退让，如将本应平等分割的房产约定为一方所有。当“假离婚”变“真分手”，签署的假离婚协议是否有效？能否对共同财产重新分割？

　　“假离婚”是夫妻双方为获取某一利益约定暂时离婚，待达成目的后再行复婚的行为。与“假结婚”一样，法律上没有“假离婚”的概念。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在民政局协议离婚，也可以选择在人民法院诉讼离婚。

　　民法典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关系。”男女双方想要恢复婚姻关系，只能重新登记结婚，但凡一方“假戏真做”不愿复婚，都无法“破镜重圆”。

　　武鑫蓉说，如果“假离婚”引发财产纠纷，法院可依据诉求对所谓的“假离婚协议”中当事人处分财产的真实意愿进行审查，并从当事人在签订协议前后的相关行为予以认定。如果通过举证质证可以确认签署离婚协议并非基于夫妻双方情感破裂而是为了追求其他利益，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的财产分割条款无效。如果有证据证明“假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并非双方真实意愿，则应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重新分配。

　　承载着感情与责任的婚姻不应成为利益的牺牲品。切莫因“小利”失“真情”，最后“鸡飞蛋打”。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