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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

　　作者：吴慧娟（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起，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港台流行音乐也在内地快速蔓延，并为音像市场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内地歌迷最先接触到的流行音乐歌手，就是被誉为“甜歌皇后”的邓丽君。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演唱的《甜蜜蜜》《小城故事》等流行歌曲，传入内地的千家万户。甜而不腻的清新唱法，欢快轻盈的曲调，易于理解的歌词，给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打开了一扇流行音乐之窗。邓丽君的歌曲深刻影响了内地乐坛，一大批歌手从模仿她开始走上流行音乐演唱道路，一大批音乐人靠听邓丽君的音乐掌握了流行音乐写作技巧。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在198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一首《我的中国心》通过电视机传遍大江南北，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80年代，《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等港台爱国歌曲得到广泛传唱，在大众中激发了浓烈的爱国情怀和血浓于水的民族自豪感。

　　流行歌曲在争议声中迅速崛起，并逐渐演变成为大众流行文化。年轻人以哼唱流行歌曲为乐趣，全国大型声乐比赛设置了“通俗演唱”奖项，正式承认了流行音乐的地位。从此，中国歌坛“通俗”“美声”“民族”三种唱法开始并驾齐驱。流行歌曲的种类开始增多，校园民谣、摇滚、迪斯科等萌芽发育。一曲表达人类呼唤和平和真情的《让世界充满爱》，通过百名歌星的集体演唱，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风采，将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推向高潮。

　　时间来到90年代，音乐创作呈现繁荣景象。虽然港台音乐仍然不容忽视，但内地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开始得到社会认可。《亚洲雄风》《黑头发飘起来》等亚运歌曲走红，雄壮的流行歌曲与国际体育大赛结合，犹如一股流行音乐的传播“飓风”，感染了全体民众。摇滚乐走向高潮期，组乐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潮流。城市民谣、校园民谣、军营民谣及说唱乐、爵士乐等不同风格的流行音乐百花齐放，《小芳》《同桌的你》《一封家书》等代表作，触动了亿万年轻人的心，反映了工业化初期，中国人口流动加快的社会变化。《东方之珠》《七子之歌》等回归音乐涌现，见证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坎坷沧桑、大气恢宏的艺术效果，深深印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头。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流行音乐也走向繁荣阶段。制作精良的MTV将视听效果推向极致，流行音乐的艺术特征，也由此得到了彰显。“卡拉OK”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大众娱乐消遣的潮流消费，年轻人呼朋唤友K歌玩耍，商人把唱“卡拉OK”作为招待客人的保留节目，民间涌现出无数“麦霸”，这些世俗化消费的典型标志，体现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大众化、商业化。

　　迈入21世纪后，中国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日益提高，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为之瞩目，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大众对精神消费的需求也随之高涨。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流行音乐，使其呈现出了民族化、高雅化、国际化的趋势。以《阿姐鼓》《吉祥三宝》《北京欢迎你》《天路》等为代表，反映出音乐创作和流行的变化，社会大众的音乐审美提升，新生力量崛起，流行音乐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在这个阶段，华语乐坛上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峰，“中国风”席卷全国，以陶喆、周杰伦、胡彦斌、许嵩等为代表的一批音乐人，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与西方流行音乐范式相结合的全新尝试，给中国流行音乐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让大众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更多可能性。

　　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对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音乐作品创作实现了数字化，通过网络迅速传播。2010年代以来，网络流媒体成为主流载体，网络流行歌曲逐渐变成主角，流行歌曲的创作群体急剧扩大，一大批网红流行歌曲出现，比如《小苹果》《卡路里》等。数字工具的普遍应用，降低了网络流行歌曲的创作门槛，快节奏、电子音乐、“洗脑”歌曲受到网友欢迎。不过，问题也出现了，网红流行歌曲的同质化严重，旋律、歌词的整体创作水平下滑，很多歌曲内容雷同，听上去很耳熟，却又很难分辨究竟是哪一首歌。高质量流行歌曲的稀缺，引起很多人的担忧。

　　在去年底，一首《孤勇者》横空出世。《孤勇者》本来是一款电子游戏的主题曲，却实现了破圈效应，在大众层面传唱，并演变成儿歌，成了小朋友们的“接头暗号”。有人做过测试，只要在小朋友身边哼唱“爱你孤身走暗巷”，立刻就会引起小朋友跟唱。《孤勇者》歌词寓意深刻，展现出奋斗拼搏精神，曲调昂扬，鼓舞斗志，正能量满满，这是它成为现象级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态势迅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已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流行音乐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其与历史互洽，与时代共振，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中国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演变的步伐并未停歇，还将继续伴随时代的脉搏而跳动，奏出时代特有的动人旋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16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