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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 梁晓辉)“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23日，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当天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中新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中新社社长陈陆军说，“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新社将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回顾中新社走过的路，可谓70年风雨，70年辉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中新社当年从47人开始，到拥有一支2000多人的专门人才队伍，一代代中新人怀揣理想，不忘初心使命，甘于奉献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国际传播事业。“读了贺信，我倍感欣慰，也倍感骄傲和自豪！”

　　中新社70年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导。1952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在习仲勋、廖承志、王稼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新社肇始创建。当年10月1日，中新社向海外发出了第一篇广播新闻稿《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以此标定了10月1日作为中新社的社庆纪念日。70年来走过的历程证明，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是中新社发轫、成长、嬗变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新社始终把全方位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总书记大国领袖形象作为工作重点，倾力打造重点品牌融媒体专栏“近观中国”等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活动的栏目，推出富有中新风格和差异化、辨识度的核心报道精品，充分展现大党大国领袖领航掌舵的作用。“近观中国”专题策划推出的“大变局·中国治”系列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新社政文部副主任郭金超表示，我们要不断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活动报道和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作为重中之重，紧扣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大议题，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心用力用情推出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气质的新闻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

　　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走过70年，中新社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奇兵’，发挥着联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中新社总编室主任张红认为，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作出的重要指示，创新话语表达，当好国际传播的“国家队”。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道中，我们将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帮助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中新社因服务海外华文媒体而生。在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新社要“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的要求。中新社海外中心主任黄耀柏表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蕴涵了对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和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深情厚谊。“我迅速将总书记贺信的内容分享给海外华文媒体同业，他们纷纷向我社表达祝贺的同时也非常振奋，称赞这也是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最好鼓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给予了肯定，提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要求。中新社港澳台部主任魏群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海内外各领域宣传报道工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定位。中新社评论理论部主任董会峰说，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赋予中新社重要使命。中新社的特稿专栏“东西问”聚焦文明互鉴，依托中外专家，注重学媒结合，网络综合阅读逾10亿人次。“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我们的探索永远在路上，需要付出更艰苦努力。”

　　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徐德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提出福建要增强侨务意识和机遇意识，更加重视侨资、侨力、侨智。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为侨服务”作出了肯定。未来，我们要继续以侨为桥，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以更主动的姿态做好涉侨新闻报道。

　　河北、浙江、上海等分社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入职7年的中新社青年记者杨程晨说，我刚好走过中新社时间刻度的十分之一。作为新一代的中新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嘱托，以自信的态度、高昂的热情、专业的水准，更加生动活泼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贺信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展。”中新社总编辑张明新表示，中新社正在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着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立体化宣传报道格局，将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完)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随着儒学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获麟，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是上奏尚书省，自是要谨重万分。显然，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火德，尚赤）也。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坐如蹲龙”，“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的传统，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长须、束带、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间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子路、子贡等五人。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粗鄙、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东晋、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佛教等强烈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这样，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重要的是，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更沿袭、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的时代，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其所画，正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授业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蔼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又以绘刻、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