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获麟,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是上奏尚书省,自是要谨重万分。显然,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火德,尚赤)也。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坐如蹲龙”,“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的传统,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长须、束带、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间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子路、子贡等五人。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粗鄙、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东晋、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佛教等强烈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这样,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重要的是,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更沿袭、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的时代,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其所画,正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授业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蔼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又以绘刻、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始终牢记“五个必由之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者:郑丽平(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源自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伟大实践,更源自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始终牢记“五个必由之路”,深刻理解蕴含其中的规律性认识,才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昭示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回望历史,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党的领导这个“定海神针”,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前进方向。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上下求索,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最终,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创并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脱贫,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创未来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只要我们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3.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揭示党和人民奋进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又鲜明发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号召,饱含着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我们党坚持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共同书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壮丽史诗。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团结起来,携手并肩、战天斗地,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并取得巨大成就。大潮激荡的改革年代,党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团结带领人民大胆试、勇敢闯,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人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事实雄辩地证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新征程上,我们还将面临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越是环境复杂,越需要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团结合力;越是征程壮阔,越需要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奋斗精神。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4.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原有的发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十年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实现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2万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事实雄辩地表明,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是我国新时代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
当前,我国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任务十分繁重,同时,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征程上,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5.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长期执政规律,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党长期面临的严峻考验。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6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经过坚决斗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心民心更加凝聚,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事实雄辩地证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继续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